金毓黻，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本文阅读简介：

• 1、人文东大 | 校史校史
• 2、辽金史研究中的“大宋史”
• 3、金毓黻用拼音怎么读
• 4、长春市的历史学家有哪些？

人文东大 | 校史校史

二、痛恨侵略、坚持民族气节；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中央大学的辉煌，不仅仅在优雅的广厦重楼，更在其“灵魂”——勇毅博学的可敬师长。国难深重，他们忧国忧民，于平凡处为非凡之事，将一腔热血交付与国家民族，交付与正义真理。

1、王伯沆

王伯沆先生（1871～1944）名瀣，字伯沆、伯谦，号酸斋、无想居士，晚年自号冬饮学者，称冬饮先生。先生原籍南京溧水县思鹤乡，今为石湫乡汤庄，祖上于明代末年迁居南京，住门东仁厚里，即今中华门内东侧边营九十八号，今建为“王伯沆周法高纪念馆”。追溯起来，王氏是从建康（今南京）著名的乌衣巷分支迁出的，其先祖是东晋王朝初期的丞相王导。王导原为西晋大臣，山东临沂人，晋室南迁的主要策划者。南迁时携王氏族众大举过江定居建康。先生曾修撰《王氏族谱》当有详尽记述

1937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中央大学从南京直迁重庆，王伯沆先生因患中风未能随校迁移后方。生活立即陷入困境，难以维持。家中唯一可以变卖的只有书籍，而书商本来就知道先生藏书丰富，质量又高，愿意出好价钱，并且要大量收购。在这种情况下，先生有了疑心，经过调查了解，知道书商原来是为汉奸陈群收购的。先生大为震怒，于是声明书坚决不卖了，并将已卖出的书退款收回。从此关起大门，足不出户。是年，日寇进行南京大屠杀，敌军闯入难民区住所，先生凛然正坐，怒目而视，毫不示弱，日兵益怒拔刀欲砍，夫人立即上前激昂地说，他是老病之人，你是武士，如要杀人，就杀我吧！引颈挺身，日兵被镇住，悻悻离去。

（本文作者鲍明炜于1946年（34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南京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19-24

2、梅光迪

梅光迪先生（1890～1945），字迪生、觐庄，安徽宣城人，1890年2月14日，生于宣城弋江西梅乡西梅村（1952年该乡划归南陵县）。六岁随父读书，12岁中秀才，时人目之为神童。随即被选为贡生，送京师入国子监就读。十八岁肄业于安徽高等学堂和上海复旦公学。1911年考取官费（第三批庚款）留学人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学习。1913年，派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旋转入芝加哥西北大学攻读西洋文学，始见白璧德氏著作并为其所折服。1915年转入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研究院，师承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专攻西洋文学，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南开大学英文系系主任。1921年起转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四年曾短期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不久又赴美。1930～1931年，回中央大学一任文学院院长。1936年，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系主任。1939年，浙江大学文学院独立，又任院长。抗战时期，随浙大迁贵州。1944年冬起，患心脏病。1945年12月27日，在贵阳去世，享年五十六岁。

1937年10月，梅先生在《言论界之新使命》一文中，呼国言论界阐扬我国历史上奋力反抗外来侵略之斗争传统，恢复民族自信力，打破劣等民族之自卑心理，团结起来，以实现抗战之胜利。11月，他又在《斥伪教育》一文中，痛斥天津日伪组织提倡读经、推行奴化教育，妄图使中国民众充当日本侵略者顺民之罪恶行径。1938年起，遴选为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后期，美在华势力膨胀，他对此忧虑甚深。他在1945年3月30日日记中写道：“近年事事受美国提携而自家不争气因循敷衍如故，各机关只得请美国人主持，将来一切主权名存实亡，何以为四强之一？不过纸上空谈而已。”由此可见，梅先生终其一生无时不为国为民操心。

（本文作者章学清于1948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外文系，1952年（40级）毕业，现为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57-73

3、金毓黻

著名东北地方史学家金毓黻先生（1887～1962），字谨庵，后改静庵，号千华山民，辽宁灯塔人，1887年出生于一清贫之家。1913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1916年毕业后曾任省立第一中学教员及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1931年1月随臧式毅赴日本。九一八事变后，为日军拘捕，1932年夏，由臧式毅保释。曾任伪满奉天公署参事官，伪满奉天图书馆副馆长，1934年秋任伪满奉天通志馆总纂。1936年4月夏往日本，7月化名回国，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1937年4月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38年春，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9年任教于川北三台东北大学。1943年秋，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1944年9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国史馆纂修。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5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研究员，1962年因病在北京辞世，享年七十五卅。

1936年秋，金先生由上海转南京，经蔡元培先生举荐，就聘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并兼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教育部特约编辑等职。在中大任教期间，先生开设东北史课程，开始“俯仰一室，追述故乡往事”编写讲义，让人了解东北历史，唤起爱国热情，激励收复故土。他在《东北通史•上编》之总论中，对“东北＂一词解释云：“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居于中国之东北部，国人为称说之便，合而称为东北，允矣。四省之地，为中国之一部，东北一词，亦即中国东北部之简称。其义至明，无待详说”从而有力抨击日本史学家称东北为满洲之谬论，使日本侵略我国东北之史实昭然若揭。金先生治东北史地文献之学垂二十年，于文字记载外兼及金石明器图像，凡足迹所能至，不惮跋涉山川、狎犯霜露以赴之，岁月既滋，积稿盈笥。《东北通史·上编》于1941年由东北大学石印出版。先生1938年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时，开设宋辽金史课程所撰授课讲义，数易其稿，于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宋辽金史》此外，先生在中大亦讲授中国史学史，在讲稿基础上，几经完善《中国史学史》一书，于1946年面世。1943年金先生第三次被聘为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随校复员南京。同年参加“东北视察团”工作。1947年先生辞去中大教职，结束其在南方之学术生涯。

（本文作者刘敬坤于1949年（37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曾任教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葛吉霞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99

4、张书旂

张书旂教授（1900~1957），又名世忠，浙江浦江人，1900年8月6日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张有烈士清朝贡生。父亲张道行是秀才，善诗文。叔父张道垲除诗文外又擅长书画。先生自幼在家庭的教育下，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并在叔父的影响下迷上了绘画。

1937年抗日战争起，张书旂先生只身随中央大学迁至四川重庆沙坪坝，除担任本部高年级花鸟画的创作课程外，每隔一周还得去柏溪分校为低年级讲授基础课程。他教学十分认真，除当场示范外，并自绘范图装订成册，供学生学习。1939年，国民政府特请他作《百鸽图》，作为赠送美国总统罗斯福第三次连任的祝贺礼品，当时重庆频遭日寇轰炸，各项条件十分困难，历经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这幅高一百二十六厘米、宽三十五厘米的巨作方才完成。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为画题辞：“拨乱犹余不世功，平幸正义范群雄，会看寰宇休兵日，信使联翩绕白宫。”张书旂先生热爱和平，敬佩反法西斯战士。他还曾绘鹰击长空的《云霄一羽图》赠送英国首相丘吉尔，并送给援华抗日的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两幅神鹰图，赞扬他们的功绩。1941年，张书旂先生以好友特使的身份与《百鸽图》在美参加罗斯福总统的就职盛典。《百鸽图》成为挂在白宫的第一副中国画。这幅画至今仍收藏在罗斯福纪念馆。此后，由于战争，他滞留美国，积极弘扬中国文化，传播中国绘画艺术，他常着中国长衫，当中演示，信手挥洒，顷刻完成，观众叹为观止。1944年美国加州大学博柯莱分校授予先生教授头衔。

书旂非常爱国，崇敬爱国志士。1940年抗日将领张自忠将军，在武汉保卫战中，身先士卒，勇敢杀敌，不幸壮烈牺牲。他闻讯后，沉痛悼念，并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画展，募集“张自忠将军奖学金”。他在美国期间，曾源源不断的将美、加各大城市举行画展义卖的资金，通过救济总署志愿我国抗日战争，两年中即寄回祖国四万美元之多。

（本文作者李有光于1949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1953年（41级）毕业，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205

辽金史研究中的“大宋史”

 辽金史研究中的“大宋史”

民国年间，金毓黻用血统来断定民族的尊卑贵贱，从汉族正统观念出发，断定宋辽金三朝的关系是“以宋为主，辽金为从。”现在的“大宋史”论，就是直接从金毓黻“以宋为主，辽金为从”脱胎而来。“大宋史”是将辽金史纳入宋史，将辽金史研究变成宋史研究的附庸，破坏辽金史研究的正常发展。“大宋史”是不能成立的，“大宋史”也与10-13世纪史无关。

关键词：辽金史；大宋史；危害

新世纪以来，辽金史研究乘风破浪，飞快向前；然而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大宋史”就是一股逆流。“大宋史”是将辽金史纳入宋史，将辽金史研究变成宋史研究的附庸，破坏辽金史研究的正常发展。虽然东北师大杨树森教授对“大宋史”予以痛批，然而对“大宋史”的由来和危害，仍需深入分析，以免进入误区。

一、“大宋史”的由来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不过有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他们将少数民族称之为夷狄，视之为禽兽，“夷狄异类，詈如禽兽”,表现出对少数民族的极端仇视，屠杀和征讨成为对待少数民族的主要对策。少数民族的壮大，甚至建立了朝代，入主中原，更引起了中原统治者的恐慌，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在军事征讨的同时，还要制造舆论，这种舆论便是正统论。按照正统论，只有华夏建立的国家是合理合法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朝代，是不合理不合法的，称之为“僭伪”,视之为“胡人乱华”.特别是中原政权弱小的情况下，正统论就会特别猖獗。在五代时期，契丹应约介入中原角斗，与李克用云州结盟，石敬瑭心甘情愿去做契丹的“儿皇帝”,都是主动勾引契丹的结果。篡权夺位的赵氏宋朝，在征讨契丹战争中连连失败，宋太宗股部中箭，乘驴车逃归，最后以箭伤殒命。于是，北宋与契丹结下深仇大恨，在战场上不能取胜，正统论随之而强化。因此，欧阳修在私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时，将契丹列为“四夷附录”,这是正统论的明显表现。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宋史”观点的产生与此有关。

元朝官修辽宋金三史，提出“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体现了民族平等的原则，是比较科学的做法。然而却激怒了一部分明朝文人，因为明朝与宋朝一样，也是一个弱小的王朝，明英宗被蒙古人所俘，犹如宋徽、钦二帝被金国所掠，同命相怜，悲伤之余，有人提出重修《宋史》，将辽、金二史纳入《宋史》之中，成为《宋史》的一部分。安都提出，要仿效欧阳修的做法，“附辽金于宋记”,王洙撰《宋史质》、柯维骐作《宋史新编》，实现了将辽、金纳入《宋史》的愿望，然而却没有得到明朝廷的重视和认可。

到了民国年间，中央大学教授金毓黻撰《宋辽金史》，他极度推崇明朝文人将辽金纳入宋史的做法，对 *** 正统有如下的说明：

正统者，对僭窃小邦四夷之夷狄而言也。是以同为汉族，而僭窃之不得为正统，同主中国，而夷狄之君不得为正统。宋代之君，出于汉族，为史家所公认，辽金不然，一出于契丹，一出于女真，皆为居于东北一隅之夷狄，辽得中国之一部，固不得与北宋比，金得中国之大半，与南宋分主中国，且一度视南宋如属国，然而史家仍不以正统予之者，则以金为夷秋故也。愚以为依民族之理解，应专修《宋史》、列辽金于外国传……明人王洙、柯维骐、王惟俭已本此意以改造《宋史》，盖必如此，然后有宋一代之史，可上与汉唐比隆，辽金二朝，不致以夷狄喧宾夺主。故治本期之史，应以宋为主，辽金为从。

金毓黻对正统的解释非常简单，只要国君皇帝出自汉族，这就是正统国家；国君皇帝不是汉族人，就不是正统国家，而是僭伪政权。这就是金氏对民族的理解，这就是他的民族观。由此可知，金毓黻是典型的血统主义者，用血统来断定民族的尊卑贵贱。他从汉族正统观念出发，断定宋辽金三朝的关系是“以宋为主，辽金为从”.现在的“大宋史”论，就是直接从金毓黻“以宋为主，辽金为从”脱胎而来，二者是完全一致的，金毓黻是“大宋史”的制造者和祖师爷。

金毓黻上述理论，一是继承了明朝文人王洙、柯唯骐、王惟俭的谬说，二是受到蒋介石歧视少数民族的影响。民国初建之时，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蒋介石当政以后，五族共和已名存实亡，蒋介石推行歧视少数民族政策，并将这种政策贯彻到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金毓黻自称，他是“遵依部章”编撰《宋辽金史》，作为大学教材。所谓“部章”即教育部颁行的教学大纲之类强制执行的文件，必须体现蒋介石的主张。在东北大学任教授的陈述先生，曾长期与金毓黻共事，他不赞成“以宋为主，辽金为从”的观点，解释说：金氏为满族人，本不应如此。只是不能违背教育部的章程，金氏自然有他的难处。若此，金毓黻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他的本意。

金毓黻长期在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授，讲授《宋辽金史》，故其学术观点影响很大。今举一例，辽建立于916年，宋建立于960年，辽比宋早44年。按照惯例，朝代的排序应是辽宋金。由于金氏撰《宋辽金史》，将宋置于辽前，这本是错误的，不科学的。然而受金氏影响，宋辽金史之说长期沿用，没有得到纠正，近年出版的学术着作中，仍然可以见到宋辽金元的提法，或宋辽夏金的提法。说明要想纠正学术错误，需要很长的时间，人们常说习惯成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着书立说之人，一定要慎重行文，使之正确无误，减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二、“大宋史”不能成立

杨树森先生怒斥“大宋史”是不能成立的，他质问说：辽金疆域比两宋大许多，宋朝能把辽金包括进去吗？要以国势而论，两宋只能甘败下风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十二月（1005年），宋朝被迫与辽签订“澶渊和议”,“澶渊和议”规定，北宋每年向辽贡纳绢20万匹、银10万两，宋真宗要称萧太后为叔母，故而被当时人称作“城下之盟”.此后宋朝受辽朝的强大军事威胁，又签订了“富弼和议”,宋朝又“忍耻增币”（富弼语），宋岁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这些事实都表明，辽朝的国力远远超过北宋，北宋只能忍气吞声，被迫与辽朝签署丧权辱国的和议。

宋朝与金朝的关系，更是每况愈下，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双双被掠俘到金国，死在五国城，既见于正史记载，又被搬上戏剧舞台，这是民众很熟悉的事件。宋高宗即位以后，金兀术（宗弼）的大军步步紧逼，宋高宗从长江以北逃到长江以南，又逃到东海之上，如丧家之犬。为了保住帝位，他与金朝签订了“绍兴和议”.“绍兴和议”条件更加苛刻，规定南宋每年向金朝贡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宋高宗必须离位起立接受金朝的国书，南宋向金称臣，要“世世子孙，谨于臣节”.实际上，南宋已经变成了金朝的附庸国。这就是宋高宗的“屈己就和”.

以上事实表明，宋朝对辽金而言，不是什么大国，而是丧权的小国。宋朝的文告中有时见有“大宋”字样，只不过是向民众宣示其权力和尊严罢了，而在辽金面前，却百依百顺。这能算作什么“大宋朝”?岂非打肿了脸充胖子！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学术界公认的弱小朝代，与它相伯仲的只有明朝，与汉唐雄风是无法可比的。金毓黻称宋朝“上与汉唐比隆”,纯属美化宋朝，无证可言。

宋朝不是大朝，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大宋史”了。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倡导“大宋史”、宣传“大宋史”呢？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它反映出某些人的胃口恶性膨胀，企图把辽金史纳入宋史之中，成为宋史的一部分，恢复明朝文人和金毓黻的梦想。

有人宣称，“大宋史”是北京大学邓广铭提出来的，但是没有注明出处。邓广铭曾撰文批判明朝文人柯维骐、王洙的错误观点，他在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序言中，有以下一段话：

元朝的史官们，在经过反复商讨之后，最终还是把辽、宋、金三朝的历史各自为书，平等对待，均列于正史之中。明朝的柯维骐，在其所撰《宋史新编》中，虽曾荒诞迂腐地企图把辽金作为两宋的附庸；王洙在其所撰《宋史质》中，则更为悖谬地根本不承认有辽金元三朝的存在；但他们的这种谬论既得不到同代人和后代人的赞同，他们的这两部着作也就理所当然地得不到后代治史者的重视。

邓广铭是知名历史学者，我与他有过接触，深知其搞学问非常严肃认真。他对柯维骐《宋史新编》、王洙《宋史质》的批评，表明不赞成将辽金作为两宋附庸的观点，岂能主张“大宋史”,自食其言？怀疑有人拉大旗做虎皮，借以蒙人唬人，便于树立自己的权威。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学术无禁区，喜欢什么就研究什么，别人无权干涉。研究宋史的人可以涉足辽金史，研究辽金的人也可以涉足宋史，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东北师范大学杨树森教授最初从事宋史研究，后来转向辽金史研究，撰有《辽史简编》，主编过《辽宋夏金史》，就是例证。这种事情由个人的意愿来决定，用不着宣传，过分的宣传会适得其反。“大宋史”也是如此。

三、“大宋史”与10-13世纪史无关

“大宋史”不能成立，于是改头换面，称作“10-13世纪中国史”.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10-13世纪的中国，除辽宋金以外，还有五代十国。五代是唐朝灭亡以后，北方出现的割据政权，它们是后梁907-923年，后唐923-936年，后晋936-947年，后汉947-950年，后周951-960年。十国是南方十个割据政权，即吴892-937年，南唐937-975年，吴越893-978年，前蜀891-925年，后蜀925-964年，南汉905-971年，楚896-951年，南平907-963年，北汉951-979年。

北方的五代、南方的十国，都是在宋建国以前出现的，宋是960年陈桥兵变承后周而建，比五代晚了许多。“大宋”不能将前朝前代纳入其内，这是人所尽知的常识。史家通常将五代十国列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单元，例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三章为“大分裂时代-五代十国”,第四章为“国内封建制度进一步发展-北宋”,将五代十国列在北宋之前。其他史家也是如此。历史，顾名思义是按时间次序排列的，国内外均是如此。将五代十国纳入“大宋史”中，与历史事实相违背，恐怕是不能成立的。宣传“大宋史”的人，大概认为将10-13世纪中国历史都纳入“大宋史”,便可以彰显宋朝的伟大了，然而这种违反事实的说法却是无人苟同，因为它是错误的，作为一家之言，能否留之青史，不能靠自己的夸张宣传。

既然宋朝的历史不能与10-13世纪相始终，那么，“大宋史”也就不是10-13世纪中国史。这个道理非常明白，何需赘言细说。

金毓黻用拼音怎么读

你好！

金

拼音：

jīn

,

笔划：

8

部首：

金

五笔：

qqqq

毓

拼音：

yù

,

笔划：

14

部首：

母

五笔：

txgq

黻

拼音：

fú

,

笔划：

17

部首：

黹

五笔：

oguc

如有疑问，请追问。

长春市的历史学家有哪些？

长春最早的藏书家——董耕云

董耕云，男，字话年，长春本地人，同治二年（1863年）生，光绪二十年（1894年）肄业于长春养正书院。1905年后，他投身长春地方经济建设，出资入股新式工商业，后参与新政、立宪活动，带头兴办地方文化教育，逐渐成为地方名士。1909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第一位长春籍会员。

中华民国成立后，由同盟会新改组的国民党在吉林省设立支部，董耕云出任支代表，1913年他被选为吉林省众议员。1917年后，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掀起护法运动，他闻风而动，前往响应。1924年国民党改组，他被孙中山指定为吉林省代表，此时他已62岁。会上，代表们选举他为华北地区党务负责人，他怕自己年事不支，婉言力辞。

民国以后，虽革命之事繁忙，但董耕云为了保存故乡历史文化，始终不忘收藏图书。他自辟“稽古山房”书室，积十几年之力，共搜集图书219种674函，其中经部95种292函、史部32种119函、子集二部92种263函，其藏书量居民国初年长春第一位，其书室被《长春县志》赞为“长春文粹之所在”。

金毓黻

金毓黻是著名的东北文献学家、地方史志专家，被誉为“关东才子”，经他总纂并于1941年刊印的《长春县志》，被许多人称赞为东北旧志中的一部佳志，至今仍是研究长春各方面历史的权威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