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平，吴亮平传

本文阅读简介：

• 1、吴亮平为什么从家里逃出来
• 2、吴亮平的介绍
• 3、吴亮平的人物生平
• 4、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下剥夺毛主席指挥军事权力（5）

吴亮平为什么从家里逃出来

因为他父亲要他和蒋总司令的一个亲戚订婚。他早年在沈钧儒任校长的浙江法政学校读书。毕业后当过宁波第四师范讲习所所长。他没有土地，更谈不上有土地出租了。”其父对吴亮平离开家庭后，外出读书、参加革命，都曾给予支持。至于订婚一事，系由其父的朋友、蒋介石的远房亲戚提出，因吴亮平不同意，其父也没强求，故谈不上有什么“野心”。

吴亮平的介绍

吴亮平（1908年农历6月26日—1986年10月3日），曾名吴黎平。浙江奉化人。中国著名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大夏大学肄业。曾任上海学联总务部部长，参加了五卅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留校任教。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环球》周刊，并参加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32年到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第三军团宣传部部长。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6年负责接待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并担任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的翻译。后任《解放周刊》编辑，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中共抚顺市委、东安地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沪西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企业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是中共七大代表、中顾委委员、第五届人画政协常委。1930年首次将《反杜林论》全书译成中文。著有《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等。中共七大代表、中顾委委员、第五届人画政协常委。1930年首次将《反杜林论》全书译成中文。著有《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等。

吴亮平的人物生平

1908年农历6月26日，出生于浙江奉化吴家埠村。

1919年，考入上海名牌中学—南洋中学学习。

1925年11月，在恽代英推荐下，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翻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还与张闻天等人合译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

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在留苏期间，向组织上揭发王明搞宗派主义，后长期遭王明打击报复。 1929年7月，吴亮平从苏联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职，参加中宣部领导的中央文委工作，参与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29年12月，任《环球》主编，在该刊上编译和撰写有关介绍国际政治形势和各国革命运动发展状况的文章。

1930年2月，在中共法南区委工作，同时在上海法政大学授课。积极投入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在《新思潮》等进步刊物发表《反对派对中国问题的错误》、《农村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等文章，批驳托派及各种反马列主义派别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理论。同时，翻译出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编写出版了《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等，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及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1930年11月，在上海被捕，被判刑两年，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还为难友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32年10月，吴亮平出狱后即赴中央苏区，先后任红军学校宣传部部长、政治总教员、粮食调剂局局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三军团宣传部部长。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6年斯诺到陕北访问，负责接待，并担任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的翻译。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解放》周刊编辑、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调研室主任等，并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东安地委书记等职。 上海解放后，调到上海，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普陀区委书记。1951年2月，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企业管理委员会副书记。

1953年，调北京，先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组长、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委员。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顾问等职。

1986年10月3日，病逝于北京

2009年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吴亮平传》（雍桂良等编著）。

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下剥夺毛主席指挥军事权力（5）

话说1934年5月3日，博古、李德和朱德离开广昌，于5日回到了瑞金。李德提出了准备退出中央根据地的主张，并电告共产国际批准。

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并明确规定：“三人团决定一切”，负责筹划战略转移问题。“三人团”的具体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并分管干部的处理问题；军事上由李德负责计划的设计与制定；周恩来则负责军事计划的具体实施。

5月16日，国民党东路军孙元良部在北路军和空军的配合下，攻击建宁。中央红军开展了建宁保卫战，一直打到6、7月份，在古龙冈以北地区多次进行反击均未奏效，国民党军相继占领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

5、6月份，博古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高自立到了莫斯科以后，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报告了国内情况。

他还传达博古的口信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么大的人物来，谁保险？”

据吴亮平后来回忆说：“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 财经 问题，我参加了，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

后来曾经有人评论说：博古传达的共产国际来电，事际上还是王明搞的鬼。王明的聪明之处在于：一是毛泽东在国内可以利用，可以控制；二是毛泽东万一到了苏联，与斯大林等上层人物一接触，国内的情况就要穿帮。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可能就要变更了。这就是王明所说的：“谁敢保险？”

再说1934年6月1日，国民党军占领连城，中央红军被迫退往宁化、石城、长汀、宁都、兴国一线。此时，林彪写了一篇《论短促突击》，一反他于4月3日在给中革军委的建议信中，曾经认为短促突击是“零敲碎打”的观点。

林彪何以会转这么大的弯子？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原来是李德和林彪作了一次深谈，他约林彪写一篇文章。李德说，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迷惑敌人。林彪毕竟年轻，他竟然答应了。

林彪在《论短促突击》中写道：“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略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有害的。”

林彪在文章的末尾，还引用了李德的一段语录作为结束语。

6月上旬，毛泽东骑马从文武坝来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22师。他住在老乡一间不大的堂屋里。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见红22师前线部队的领导干部，询问敌情、战士们的生活和心情、地方群众、地方工作、作战经过等情况。

稍后，毛泽东又在李官山屋背窝召开红军指战员和赤卫队员大会，在大会上作了形势报告。

毛泽东说：“反第5次大‘围剿’的失利，不单是军事上的原则问题，而且在地方工作上也犯了脱离群众的错误。”

“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一定要坚持游击战和游击性运动战的打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毛泽东在站塘李官山进行了10多天的视察后，回到文武坝，参加了中共粤赣省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深知陈济棠和蒋介石有利害冲突，所以陈济棠在南线战场上，对红军采取的是“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并没有积极地向苏区发动强势进攻。

他在会议上详细分析了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然后说道：“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要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不能光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搞死打硬拼。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以派一些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部管区，宣传抗日救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陈济棠的军队停战抗日。

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

毛泽东这些指示，对消除南线的两军对立，为促进陈济棠和红军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协议，为后来中央红军的突围顺利突破第1、2道封锁线，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

此时，中革军委准备将红7军团南调，以加强南线的防御。

6月22日，毛泽东同刘晓、何长工等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复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的实际情况说：“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进，不是突然”，建议红7军团可不南调，“寻淮洲部以在瑞金待机为宜”。

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6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6个师由泰和地区渡过赣江，向沙村、兴国推进。1934年7月上旬，蒋介石又下令加紧围剿，从6个方面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

此时，博古、李德等人决定派出2支远征军打到外线去。这2支远征军用周恩来的话说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负责探路的这第1支远征军叫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7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把红7军团6000余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北上皖南。中央代表曾洪易随军行动。由曾洪易和乐少华、寻淮洲3人组成前委会，以曾洪易为书记，全权指挥先遣队的行动。再转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邵式平率领的红10军会师。

7月6日，北上抗日先遣队从从瑞金出发北上。

7月中旬，国民党东路军3个师向赤水、驿前、小松、石城推进；另有6个师由朋口、连城向长汀推进。另有南路军的3个师也由筠门岭向会昌佯动。

7月中旬的一天凌晨，毛泽东带领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的部分干部及警卫员，从文武坝出发，游过绵水，经黄坊从半山寺右侧的羊肠小道，登上会昌城外的山峰岚山岭视察阵地。

毛泽东站在岚山岭上，极目四望，感触颇深。他回到文武坝后，当晚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时词作《清平乐·会昌》，其词云：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巅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不久，毛泽东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赶回红都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背上红纸雨伞，走向文武坝渡口，望着田野说：“好快啊！我来的时候早稻才有1尺来高，转眼已经抽穗，再过些天就要割禾了！”

毛泽东告别了会昌，先是坐了一段小船，然后步行，回到了瑞金。

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说：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掠，曾经一再号召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公开对日宣战，并下了对日宣战的危急动员令，动员全苏区的民众，准备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曾经向全中国民众一再宣言，在‘1、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2、给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生、集会、结社、罢工、示威和自由；3、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民众的反日义勇军，以保卫中国’的3个条件之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

宣言还表示，若接受前述3个条件，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在抗日反蒋号召的影响下，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在7月间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双方建立了秘密的通讯联系。

7月23日，博古、李德等人为对付国民党围剿军6路进攻，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形成“6路分兵”、“全线防御”。继续同优势国民党围剿军拚消耗。

其具体布置是：红3军团第6师、第21师位于兴国西北地区；红3军团第23师和江西独立团、独立营位于古龙冈以北地区。红3军团第4、第5师和红5军团第34师位于驿前以北地区；红5军团第13师位于头陂地区。红1、红9军团及第24师位于朋口、连城地区。红22师位于筠门岭地区。

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红军已经失去了在中央苏区、在内线作战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迫切希望红军能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适时地突进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歼灭国民党军。他把李德的“6路分兵”、“全线抵御”，作为军事平均主义的典型，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毛泽东因为多次建议改变打法，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结果受到了留党查看的处分。

他曾感慨地评论说：“‘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1、2、3、4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2、3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7月底，红军反“围剿”形势更加严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正式提出了红军战略转移问题。

同时制定了《8、9、10三个月战略计划》，提出要“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求得战略情况的改变。”

1934年8月5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9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进攻。

红3军团和红5军团一部在高虎垴、万年亭至驿前约15公里纵深地区，构筑防御阵地进行固守。红军虽然打退了北路军多次进攻，迫使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第8师退出战斗；但是红军也伤亡了2300余人，其中指挥员就多达600余人。

8月7日，红3军团和红5军团一部放弃了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向石城、宁都、于都地区撤退。就在8月7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又组织了负责“调敌”的第2支远征军——红6军团，其任务是从湘赣苏区出发，突围西征，再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以调动国民党“围剿”军回援，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

8月12日，红6军团由红17师、红18师、红16师计3个师6000余人在寨前圩组成，并召开了誓师大会。

以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红6军团中央代表，以萧克任军团长兼17师师长，以王震任军团政委兼17师政委；以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红18师以龙云为师长，甘泗淇为政委，谭家述为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萧克在担任红8军军长时才刚刚24岁，此时已经征战多年，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

8月20日，周恩来在《红星》报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文章说：9、10两月间将是决定胜负的血战关键，红军必须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此后，中央红军的突围准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全面展开了。

8月21日，由于中革军委中出现了大叛徒杨岳彬，国民党飞机又来狂轰滥炸。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朱德又从沙洲坝迁移到背梅坑。

背梅坑在沙洲坝西南，两地相距15公里。这里有一座高仅30多米占地约20来亩的石灰岩小山包，叫做云石山。云石山上竹木葱郁，山顶有一座坐东北朝西南的古寺，面宽5间，是一座极普通的青瓦黄墙小庙宇。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各机关为了交通方便，分别驻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毛泽东和张闻天则被分配住在云石山的古寺里。

此时，张闻天正在闽赣省巡视，毛泽东与贺子珍带着小毛来到了古寺。古寺里住着一个法号叫乐能的大和尚，还有两个小和尚，警卫人员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准备让和尚们搬走，毛泽东说：“他们是主人，我们是客人，岂有反客为主之理？”

于是，毛泽东搬进了左厢房，和尚们住在右厢房。中堂就作为会议室。一向清贫的和尚们，见毛泽东这样的“大官”，一家人的伙食竟然也跟他们差不多，十分感叹。

古寺后边有一棵大樟树，枝叶茂密，树下有两个青石圆凳。毛泽东常常坐在石凳上读书。

有时，他和贺子珍带着小毛在树下相对长坐。有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来和毛泽东聊天，他带来了酒和鸡。在那种艰苦的岁月里，这是再美不过的佳肴啦。他们坐在毛泽东住所院子里的藤椅上，品着还剩下的酒，在云石山期间，中革军委要毛泽东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

毛泽东用了近1个月的时间，写成了近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全书共分为3章：第1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2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对付敌人围剿和追击及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3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内部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这本书后来在中央红军大转移时，题名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印发到了各部队中。

再说8月26日，吴亮平、林伯渠和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滕代远联名发出通知，通知中提出：从9月15日起，苏区扩红30000人；要求所属各部必须在1个月之内完成。

8月下旬，张闻天结束了在闽赣省的巡视工作，回到瑞金，就住在云石山古寺的侧屋，毛泽东和他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他们除了谈工作，有时也谈谈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张闻天则在24岁时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

1934年9月1日，红1军团在红9军团及红24师的配合下，在福建温坊地区先后歼敌1个多旅，缴枪1300余枝，迫击炮6门，子弹23万发。

9月初，中央红军各路高级指挥员陆续返回瑞金，接受新的命令。周恩来和奉命从前线赶回瑞金的林彪、聂荣臻，进行了单独谈话，向他们说明了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指示他们秘密进行准备工作，暂时不要向下级透漏。中央只要求在转移之前，红1军团先到兴国阻击敌军，以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的地域集结。

林彪和聂荣臻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后，怎么也不能平息心中的震惊。他们急于想了解诸如转移方向等之类的大事，可是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聂荣臻提议去看一看毛泽东，林彪欣然同意。两人策马通过一条狭窄而阴暗的小巷，来到云石山毛泽东的住所，看望了老领导毛泽东。

门庭冷落已久的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聂荣臻会来看他，显得很兴奋。

毛泽东拉着林彪、聂荣臻的手，3双好久没握在一起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握得紧紧地，谁也不愿先松开。

毛泽东望望林彪，望望聂荣臻；林彪、聂荣臻也都望着毛泽东，就这样望着，就这样久久地对视着，一直到眼里都溢满了泪水。

许久，毛泽东才问道：“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聂荣臻回答说：“我们是回来接受新任务的。”毛泽东又故意问道：“接受什么新任务？”“要转移。”

毛泽东“哦”了一声，说：“你们已经知道了。”

林彪、聂荣臻本来想从毛泽东这里打听一下转移的方向，就问道：“我们要到何处去？”没想到毛泽东却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毛泽东话锋一转，提议和林彪、聂荣臻一起去看看瞿秋白办的图书馆。

毛泽东不与林彪、聂荣臻谈红军转移的军事问题，一方面是守纪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嫌。

因为红1军团长期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指挥，李德等人平时就不断散布谣言，说毛泽东搞宗派活动。因此，毛泽东此时既不过问红1军团的工作，也更不能向老部下说什么情况，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制造口实，再说他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

9月10日，《红星》报发表文章，号召苏区人民赶做20万双草鞋，支援红军，限于10月10日前全部完成。

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司字第44号”命令，对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和地方武装的指挥进行改组，规定凡是在国民党军占领区或即将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区域的县区军事部，立即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游击队政治部；由县区军事部长任县区游击队长，由相应的党组织的书记，兼任游击队的政治委员。命令要求上述改组计划，务必在9月25日以前完成。

再说9月上旬，毛泽东主动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他带着秘书、卫生员、警卫员一行二十几个人，从瑞金云石山出发，一天步行来到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于都县城，住在北门外何屋一栋房子的左厢房里。省苏维埃主席钟世斌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

毛泽东由于工作繁忙，一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疲惫而又虚弱的他，又染上了疟疾，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工作。

有一天，赣南省委的负责人来到何屋看望毛泽东，他谈到了登贤县许多肃反扩大化的事情。

他说：白区一些小商人来畚岭圩卖食盐，登贤县一些干部说他们是来赤色区域刺探消息的，不分青红皂白，抓起来就统统杀掉。小溪有个钟牙子带人到白区反水了，后来他被赤卫队员捕获后关了起来。没想到钟牙子竟将墙壁掏了个洞又逃跑了。登贤县委负责人硬逼着看守钟牙子的钟老东，承认他与钟牙子有串通。结果，钟老东被冤枉处死。高石村贫农张德福去赶圩，中午到一家私人饭馆吃饭，他只说了一句“饭太少了”，结果饭店老板到县里告他，说他是“AB团”；县里干部也不做调查，就把他抓起来枪毙了。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谢贱女和乡政府文书张炳东，对党忠诚，工作负责，办事公道，深受人民爱戴。登贤县干部来乡里检查工作，对他们招待的饭菜不满意，于是就寻衅陷害他们，把谢贱女、张炳东二人当作“AB团”抓了起来。第二天，县干部在小溪圩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谢贱女、张炳东的罪行是：在乡政府工作8年，没有得罪一个地主富农，目的是希望在将来反动派卷土重来时，地主富农请他们坐上席；而他们对革命干部却没有丝毫感情，罪该万死。此时台下有人高喊：“他们两人杀不得！”登贤县干部马上派人到台下追查喊话的人，群众把喊话的人掩护了起来。结果，谢贱女、张炳东还是被杀害了，不少群众都流了泪。

毛泽东听了这么多典型事例，非常痛心。他让警卫员扶起他，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封给登贤县苏维埃的紧急信件，让警卫员马上送去。

警卫员因为往返需要一天时间，他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就说：“主席，是否让其他同志送去？”毛泽东神色严肃地问道：“为什么？”“保证您的安全，是我们警卫员的职责，要是我走后，您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党交代？”“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是对革命者的起码要求。登贤县肃反工作存在严重错误，必须尽快纠正，否则会给我们的革命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这封信无论如何，今晚务必送到！”

警卫员深情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双手接过信件，转身跑出门去。

中共登贤县委接到毛泽东的信，立即召开各级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制止了乱抓乱杀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由于繁忙的工作和万般焦虑，他又一次被疟疾击倒了，一直卧床不起。每当疟疾加重时，还出现了急性肠痉挛。他躺在床上，两眼深陷，嘴唇干裂，脸烧得通红。年仅17岁的小卫生员钟光（福昌）给他吃过奎宁，打了针，额头上敷着冷毛巾，但高烧依然不退，连续3天，他吃不下食物，只勉强喝几口米汤。

钟光（福昌）慌了手脚。警卫吴吉清立即跑到省政府报告了情况，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打电话向在瑞金的张闻天告急，他说：“毛泽东病了，发高烧！赶紧派医生来。”张闻天得知毛泽东在于都高烧不止，非常关切，他立刻电话通知中央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说有紧急事情相商。

两人见面后，张闻天说明了原委，要傅连暲马上赶到于都，为毛泽东治病。从瑞金中央所在地梅坑到于都，路程90公里，傅连暲带着药箱，骑着骡子，一天一夜赶到了毛泽东的住地。傅连暲进了门，只见毛泽东躺在木板床上，额头上敷一条冷毛巾，脸烧得通红，比十几天前更瘦了，颧骨高高地突起。

毛泽东见傅连暲来了，焦急地说：“傅医生，你一定给我医好。”毛泽东精神很疲惫，不能多说话，傅连暲也不敢多问，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放在毛泽东的嘴里。毛泽东的嘴唇干裂了，呼吸很急促，鼻子里呼出烫手的热气。傅连暲焦急地等了10分钟，从毛泽东嘴里轻轻地拿出体温表，一看，啊哟！体温41度！傅连暲有点心慌，却极力保持着镇静，又给毛泽东检查了胸部、背部和腹部。

幸好都正常，只是腹部有点胀。傅连暲是最熟悉毛泽东身体状况的，他向毛泽东身边的人员询问了有关病情，诊断为恶性疟疾。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也赞成他的意见。

于是，傅连暲加大了用药量，给毛泽东服了奎宁丸，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傅连暲要亲自陪护毛泽东，可这位要求甚少的病人总是说，他有一个护士就可以了，不需要医生陪着。傅连暲只好嘱咐卫生员和警卫员，要多给毛泽东喝开水，多换换额头上的冷毛巾。

第2天清早，傅连暲给毛泽东量体温，病情好转，体温降低。

第3天，毛泽东体温继续下降。第4天早晨，毛泽东起了床，他对吴吉清说：“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

吴吉清说：“你病还没有好，怎么就起来啦？”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现代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我好了。”

毛泽东来到傅连暲的住室，看到傅连暲还在睡觉，就没有惊动他。傅连暲一觉醒来，看见毛泽东正站在他的床前，不由得一愣。

毛泽东见傅连暲醒了，就亲切地问他：“这几天你累了，身体怎么样？”傅连暲急忙说：“我很好，主席你自己要多休息。”毛泽东笑着说：“我好了。”

傅连暲起了床，拿着药箱，随着毛泽东来到他的房间里检查身体，一量体温，只有37度，就高兴地告诉毛泽东说：“你退烧了，体温正常，好了。”

毛泽东也笑了。傅连暲让人为毛泽东炖了一只老母鸡，说是要他补一补身子。毛泽东说什么也不吃，他反而非要傅连暲把这只鸡吃了不可，说是要犒劳他。傅连暲有定时定量进食的生活习惯，这只鸡，他一连吃了3天9顿，才把它报销了。

傅连暲在于都住了10天，一直等到毛泽东的身体恢复了正常。

就在这时候，刘英急急忙忙地来找毛泽东，她一进门看见毛泽东那个样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原先身材高大魁梧、双眸炯炯有神的毛泽东，现在变得又黄又瘦，一脸倦容，极度虚弱，垫着棉被靠在床上，一问才知道他是刚刚大病了一场。

毛泽东见小老乡来了，格外高兴，又恢复了往日的风趣，他笑着问道：“明朝金陵陈全作的一首曲子，形容害疟疾的，你读过吗？”刘英摇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便兴致勃勃地背诵起来：“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锉。只被你害煞人也么哥，只被你闷煞人也么哥，真的是寒来暑往人难过。”毛泽东背完了，笑着说：“刘英同志，这一次，我可是深有体会哟。”

欲知刘英找毛泽东有何要事？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