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阅读简介：

  • 1、三国志注的引用的主要文献
  • 2、三国志注名词解释
  • 3、从文史分野看裴松之《三国志注》
  • 4、三国志注的作品评价
  • 5、对于三国时代历史的研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有何重要性？
  • 6、上《三国志注》表

三国志注的引用的主要文献

裴松之作注的过程中，尽可能博引记载三国时代史事的著作以成其注，故其《注》包罗宏富，所引材料非常广泛。如依图书四部分类法，他所引的全部书目，计经部22家，史部142家，子部23家，集部23家，总计210家。若除去其中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专为增补史事的为150余家。

《异动杂记》——孙盛著，是一杂说逸事集。孙盛是东晋人。有人认为这是裴松之的注解的蓝本之一。同时，孙盛的人物评议屡次被引用。

《英雄记》——王粲编辑的《汉末英雄记》的逸事，内容有关汉末以后群雄。

《益部耆旧传》——陈寿著。益州的人物传记。

《华阳国志》——常璩著。由汉代到晋代的巴蜀历史，“七纵七擒”孟获的逸事等。此书依然存在。

《后汉纪》——袁宏著。袁宏是西晋人。此书依然存在。

《汉后书》——华峤著。华峤是华歆的孙子。有关东汉的历史，及作为当时皇后的特征。

《汉晋春秋》——习凿齿著。习凿齿是东晋人。说明从蜀汉到晋的蜀汉正统论。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内容并非一味的称赞蜀汉。

《魏氏春秋》——孙盛著。按年份编辑的魏的历史书。

《魏书》——王沈、荀顗、阮籍编。成书于魏的末后，但由于是对西晋建国的司马一族阿谀奉承，可信性很低。

《魏都赋》——左思著。《三都赋》的其中一部。

《魏武故事》——佚名。被认为是集合了魏武帝（曹操）政府的惯例及公告等的东西。

《魏末传》——佚名。记述发生于魏末期的事件。

《魏略》——鱼豢著。《典略》的其中一部，《魏略》的内容是有关魏周边的其他民族。《典略》也记述了魏以外国家。零零碎碎地尽量网罗所有内容，亦适当的批判内容。此事是第一本中国文献提及“大秦国”（即罗马帝国）。

《献帝记》——《隋志》上是写刘芳著，但相信是由刘艾著。刘艾是东汉人。但关于汉献帝的部份事迹却没有被记录。

《献帝传》——佚名。补充《献帝记》。记述曹丕在汉献帝禅让帝位时，各官员的奏折及曹丕的回答。明显强调曹丕多次拒绝禅让的谦逊之德。

《献帝春秋》——袁暐著。裴松之严厉地批判此作。

《江表传》——虞溥著。虞溥是东晋人。江南的士人传记集。记录吕蒙的“吴下的阿蒙”等。对江东人士都过于褒美，对并魏、蜀人物多以贬砸，有不少“仅见于此”“他处无戴”的记事；且多与其文献矛盾相冲，十分可疑。历代史家多疑评

《吴书》——韦昭著。韦昭是吴国人。据说陈寿所作的吴书是源于此书。

《后汉书》——谢承著。谢承是吴国孙权夫人谢氏的弟弟。据说是最早的纪传体的东汉书籍。

《山阳公载记》——乐资著。山阳公汉献帝的逸事。裴松之严厉批判的文献之一。

《襄阳记》——习凿齿著。襄阳（湖北省襄樊）的人物传记。张悌预测了魏向蜀汉出兵，及司马家成功篡夺帝位的事。

《诸葛亮集》——陈寿编。亦称《诸葛氏集》，是诸葛亮所发出的书信集。

《蜀记》——王隐著。王隐是东晋人。有关蜀汉的历史。

《续汉书》——司马彪著。司马彪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进的孙子。有关东汉的历史。有关天文和礼乐的记述，附录于正史的《后汉书》。

《晋纪》——干宝著。干宝是东晋人。用纪传体所写的西晋历史，亦称《晋记》。

《晋书》——王隐著。由父亲王铨一直到儿子的著作。王隐是东晋的著作郎。有关西晋的历史。与正史‘晋书’有所分别。同是著西晋历史的虞预借了王隐的原稿，随意地抄袭后，使王隐被免职。王隐从庾亮处得纸笔的提供，而完成此书。但被后世批判。

《晋书》——虞预著。虞预是东晋人。被怀疑有盗取王隐著作的可能性。

《搜神记》——干宝著。怪异小说集。与现在小说不同，以似是而非的方式写成。记载于吉向孙策降灾杀死孙策等事。现有的版本搀杂着后世的记录。

《曹瞒传》—— 作者为吴人，佚名，出自敌国之手，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书中描写的曹操多为负面，因此掩盖了很多历史，内容可信度不高。

《默记》——张俨著。张俨是吴国人。高度评价诸葛亮的作品。

《零陵先贤传》——佚名。零陵（今湖南省零陵县）的人物传记。记录了刘巴轻忽张飞的事迹。内容稍稍地对蜀汉严厉。

三国志注名词解释

三国志的解释

书名。纪传体三国史。西晋陈寿著。六十五卷，分魏、蜀、吴三志，无表志。三志原独立，北宋时合为一书。该书文笔简练 优美 。南朝宋时裴松之为之作注，广征博引，史料甚丰。

词语分解

三的解释 三 ā 数名，二加一（在钞票和单据上常用大写“叁”代）：三维空间。三 部曲 。三国（ 中国 朝代名）。 表示 多次 或多数：三思而行。三缄其口。 部首 ：一； 国志的解释 .指 晋 陈寿 所撰的《三国志》。《文选·袁宏＜三国名臣序赞＞》：“余以暇日，常览《国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 吕延济 注：“《志》谓《三国志》也。” 唐 刘知几 《史通·古今正史》：“ 宋文

从文史分野看裴松之《三国志注》

裴松之《三国志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位列古代四大名“注”之首，也是陈寿《三国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裴注产生以来就有学者对之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或阐释，主要涉及裴注的具体史事内容考证，裴注所引史料、体例、种类考辨，注史体例评价，裴松之及其思想综合研究等，可谓硕果累累，但多属于静态性描述或评价。实际上，裴注是一部承载多方面信息的重要文献，对之的释读可以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动态的考察，如从文史分野的发展及时代特点对之所具有的影响角度探讨，就别有一番“天地”。在裴松之看来，陈寿对三国历史的记载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其内涵，而这种对内涵的反映往往是通过生活细节来表现的。客观地讲，通过文学化手法再现历史，正是陈寿《三国志》所缺乏的东西，也是裴松之补注繁富的根本所在，同时还是裴松之作注的根本原因。陈寿《三国志》与裴注的记史风格的差异，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史分野的曲折进程息息相关的。

陈寿《三国志》叙事简要，取材严谨，问世后即得到时人称赞，如“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陈寿本人也被称赞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至南朝时，宋文帝却以《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乃命裴松之为之补注。裴松之并未遵循传统的名物训诂角度注释《三国志》，而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注释方式。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曾说：“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钞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寓意有所论辩。”简言之，就是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角度来补注。这种史注方法出现后，虽先后有人响应，但从总体上不占主流，后世亦少以为继，故裴注的出现引来了诸多评议。

这些评议可以分为如下四类：第一是对裴注所引资料和撰著体例的评价与研究，刘知几、陈振孙、叶适、章学诚、王廷洽、张孟伦等均批评裴注“繁芜”，何乔新、李慈铭、钱大昭、吴伟鹏、伍野春、林田慎之助等则推崇裴注的体例，以为裴注“最善”。第二是对裴注的考证性研究，此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具体史事内容的考证，如字句的校勘考订，词义的.训释，典故的注释，意义的阐发，地理的诠释，史事的补充等，以清代学者的研究为代表，如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卢弼《三国志集解》、钱大昭《三国志辩疑》、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等;二是对裴注所引书籍的数目、种类及字数统计的研究，自清代以来，此一领域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钱大昕、赵翼、钱大昭、赵绍祖、沈家本、王祖彝、杨翼骧、陈垣、高敏、周国林、高振铎、逯耀东、伍野春、张子侠等都相继参与此研究。第三是关于注史体例的源起问题研究，由于汉魏以来的注释往往重在名物训诂，而裴注显然与之不同，刘知几、章学诚认为是裴松之才力不足所致，这一说法并不恰当;陈寅恪先生提出裴注体例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逯耀东等不少学者接受了这一观点，但周一良先生、张子侠先生分别提出不同看法;胡宝国先生则独辟蹊径，从南朝经学对史学的影响着手研究，观点新颖。第四是对裴注及裴松之史学思想的研究，逯耀东《〈三国志注〉与裴松之自注》、卢建荣《裴松之历史评论的思想根源》等研究都很出色，伍野春亦提出了“实录”是裴松之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他如李晓明、李颖科等都对裴松之的史学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对裴松之本人及裴注进行全面考察与综合研究的当首推杨翼骧先生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张孟伦先生的《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则在杨翼骧先生研究基础上提出不同观点，使裴注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上述四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从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层面进行的，至于从文学与史学分野的角度对裴注展开研究者，虽然逯耀东、胡宝国各自对文史分野做了一些探讨，但前者认为是史注脱离经注导致裴注的产生，后者则认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各自追求简、繁的不同学术风气影响所致，对裴注的文学性仍未有所涉及。李伯勋《〈三国志〉裴注所引书的史传文学价值》、涂秀虹《〈三国志〉裴注的复调意义》等虽开始论及裴注在文学方面的一些表现，但这些论述还多限于个案研究，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张新科《〈三国志注〉所引杂传述略》、王炳庆《王沈〈魏书〉评析——〈三国志〉裴注引书杂记》、宋志英《徐众〈三国评〉考辨》等虽对有文学色彩的裴注所引之杂传进行了一些探讨，但仍未涉及其文学性的内容。

笔者认为，与《三国志》相比，裴注注重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活化描写，为此裴松之对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进行了生动细致的刻画，并采用了多种文学艺术手法以突出人物的个体特征，展示历史人物在生活中的真实表现和社会舞台上的独特风采，将原本扁平的人物变得更加丰满、生动、形象、真实、栩栩如生。从这方面来说，裴松之是以注的形式在书写他对历史的看法。裴松之作为南朝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之一，深受时代思想的影响，如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形式美学的凸显等，都使得裴松之看待历史人物与其前的陈寿完全不同，在他眼中，历史也是有血有肉、有眼泪、有痛苦、有生命、有欢乐的，因此如何活化这段历史，还原它的生动、灵性是极为重要的。而陈寿生活的时代文史分野刚刚起步，陈寿是以史学家的身份，按照史学学科的话语权来书写历史的。由于所处时代不同，陈、裴二人在文史观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文学与史学在魏晋时期开始脱离经学的束缚而各自走向独立，显示了各自学科的不同特点，陈寿是按照史学学科的要求来叙述这段历史的，力求以平实、质朴的语言，客观地、尽量不带主观色彩地将三国这段动荡而复杂的历史刻画出来。但文学与史学的独立之路是极为曲折的，文学与史学始终发生着关联，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和辐射远远大于史学对文学的影响。随着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及文学观念的成熟与快速发展，裴松之看待历史的角度也发生了改变，因而在其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在注重客观、真实的前提下，有义务、有责任从文学的角度去揭示这些历史人物的本色，揭示他们的个性、内涵，反映他们的风度、气质。裴松之之所以将注文写得如此博赡，人物特征表现得如此突出，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特色文史观念分不开的。

从动态的文史分野角度来审视裴注，不仅是对裴注研究视野的新拓展，亦是对裴注更为深层次的诠释与解读。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三国志注的作品评价

第一个对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整体评价的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年）七月《三国志》注成奏上，宋文帝叹为“不朽”！

从唐代开始，学者们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主要针对裴注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刘知几认为，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史通·补注》）。

陈振孙认为，裴注“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三国志”条）。

叶适甚至认为，“（裴）注之所载，皆（陈）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卷191“经籍考三国志”条引）。

元代郝经从蜀非正统的角度否定了裴注，认为裴松之“绩力虽勤，而亦不能更正统体”（《续后汉书　自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献之功，批评了裴注体例不纯：“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

针对这些责难，钱大昭则认为：“世期引据博洽，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别成畦町。”（《三国志辨疑·自序》）

钱大昕也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三国志辨疑·序》）

李慈铭则高度肯定了裴注的体例，认为“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

侯康则充分肯定了裴注的史料价值：“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三国志补注续》） 1949年以后，学者们进一步肯定裴注的史学价值。

缪钺认为，“裴注搜采广博，多存异书，考证辨析，也相当精确”（《陈寿与〈三国志〉》，《历史教学》1962年第1期）。

杨翼骧总结了裴松之对中国史学的三大贡献：一，开创了史注新法；二，开创了史料比较法并发展了史料考证学；三，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裴松之与范晔》，载1962年7月14日《光明日报》）。

此后，裴松之与裴注的研究几乎停顿了20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裴松之与裴注的研究全方位展开。据统计，1983至2002年发表论文计30余篇，出版专著《裴松之评传》（伍野春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在对裴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对裴注史料的征引依然存在两种批评意见。

王廷洽认为注文的价值远不及正文（《应正确认识〈三国志〉裴注的价值》，《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张孟伦认为，裴松之“屡引神奇鬼异之书，以言怪诞不经之事，是迎合统治者的意旨”（《裴松之〈三国志注〉》，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岳麓书社，1983年）。

李晓明认为，裴松之政治思想的保守倾向导致“疾虚妄”的直书精神不彻底；反对神仙之学和神秘主义的不彻底性导致妥协和自蹈覆辙；违背自己行文简洁的主张导致烦琐的倾向（《裴松之史学初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相反，吴伟鹏认为，“增事实，聚异同，是裴氏撰《注》的目的，也是裴《注》的一大优点”；“引文审慎是裴《注》的另一优长之处”（《略申〈三国志〉裴注之优长》，《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

伍野春则认为，裴松之所引志怪小说的许多内容是现实的折射反映（《裴松之评传》，第315页）。

日本学者林田慎之助持同样的观点：“《三国志》裴注所引用的异闻逸事之所以为裴松之征引，是因为这些异闻逸事后面反映了比逸闻本身更加深刻的历史事实。”

由此认为裴松之有着“无与伦比的独自论证史观”，这种史观“与后来修撰《晋书》时将异闻逸事收入人物传记的那种风格做法不能同日而语”（《六朝史家与志怪小说》，载《立命馆文学》，转引自日本佐藤佑治《2000年日本史学界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6期）。

另外，高凯的《略论〈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料价值》（《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易孟醇的《〈三国志〉裴注说略》（《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徐大英的《裴松之〈三国志注〉初探》（《传统文化与古籍整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布仁图的《从〈让县自明本令〉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李伯勋的《〈三国志〉裴注所书的史传文学价值》（《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2期），阮荣的《裴松之对三国时期历史地理的贡献》（《运城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刘治立的《简析〈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等均从史学角度对裴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批评。

对于三国时代历史的研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有何重要性？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祖父时已迁居江南。刘宋初官中书侍郎，奉命作《三国志注》，元嘉六年(429)奏上。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陈寿的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但又指出它“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所引用的书达一百四十余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今天已经亡佚的。对于三国时代历史的研究，裴注的重要性不下于陈寿本书。

上《三国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闻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余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伏惟陛下道该渊极，神超妙物，晖光日新，郁哉弥盛。虽一贯坟典，怡心玄赜，犹复降怀近代，博观兴废。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

        臣前奉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辩。自救撰集，已垂期月。写校始迄，谨封上呈。

        窃惟绘事以众色成文，密封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紃素有章，甘逾本质。臣实顽乏，顾惭二物。虽自罄励，分绝藻绘，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又微狂简斐然之作。淹留无成，只秽翰墨，不足以上酬圣旨，少塞愆责。愧惧之深，若坠深渊。谨拜表以闻，随用流汗。臣松之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谨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中书侍郎西乡侯臣裴松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