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汽车新供应链大会上，车企和头部供应商对于汽车供应链的关注，主要聚焦在韧性、绿色和新的属地化特征。技术创新和降本大家聊的不多，因为这已经是中国汽车供应链的常态了，每天都在高频发生。这一期《晓莺说》，我们就主要聊聊供应链大分裂，从本地化到全球化，再到现在的属地化，看地缘政治如何重写全球汽车供应链。

从技术竞争到地缘博弈

过去三十年，我们习惯了用“技术与市场”来解释汽车产业的竞争逻辑。但疫情、地缘冲突与贸易壁垒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今天的汽车不再只是产业竞争的象征，而是被卷入了更深层次的全球地缘政治与产业安全博弈。

能源安全、关键矿产、核心零部件、数据合规、供应链韧性——都在成为影响产业走向的新变量。全球汽车供应链，正在经历从“效率优先”向“韧性优先”的根本转向。

对每个国家、每个企业而言，供应链安全自主可控，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一门必修的“生存课程”。

俄乌冲突：能源与供应链的断裂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欧洲陷入能源紧张。天然气供应骤减，电力、原材料、物流、人工成本全线飙升，汽车工厂被迫限产甚至停产。

这场危机让欧洲产业界第一次直面一个问题：全球化的高效率，能否承受地缘政治的高风险？很快，多家企业开始行动。宝马与宁德时代在匈牙利共建电池工厂，大众与阿根廷锂矿签署长期供货协议，大陆集团在罗马尼亚新建车联网相关产品工厂，斯特兰蒂斯提出“近岸外包（Near-shoring）”战略。

图片来源：宁德时代

欧洲的产业逻辑正在被迫重写——从依赖单一供应，转向“多元化 本地化”采购。更深远的变化是：越来越多欧洲企业开始把“供应链压力测试”纳入年度战略，延长关键矿产库存周期，推动电池回收与固态电池研发，从“成本导向”转向“安全韧性导向”。

这场冲突提醒所有人——没有能源和供应链安全，就没有国家和产业安全。

中美摩擦：双重供应链的形成

如果说欧洲面临的是能源危机，那么中美之间的博弈，则是在用科技与规则，重塑全球供应链版图。

2022年，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出台，新版电动车税抵免要求：车型必须在北美完成最终总装，才有资格享受补贴；同时，对电池关键矿产和电池组件设定了逐年提高的本地化门槛，不满足条件的整车都无法享受这项最高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中国的部分电池与矿产企业实际上被排除在补贴体系之外。

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升级对高端芯片和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取高算力自动驾驶和AI芯片。英伟达先后推出降配版A800、H800等“中国特供”芯片以满足早期管制门槛，但后续规则进一步收紧，连这些降配版本也面临更严格限制。

在电池端，福特与宁德时代在密歇根的LFP电池项目，采用的是“福特100%持股 宁德时代技术授权”的模式，由福特全资建设和运营工厂，仅向宁德支付技术许可费用，这种结构本身就是为了缓解美国国内的政治争议、尽量符合IRA的合规要求。

图片来源：福特汽车

而最近两条新闻在汽车圈更是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一条是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通用汽车已经要求上千家供应商，在2027年前逐步剔除中国零部件和原材料；另一条则来自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斯拉正在要求供应商为美国工厂供货时避免使用‘中国制造’的零件。这引发了大家对于双重供应链的新关注。

中国也在加快反向应对：通过《反外国制裁法》《数据安全法》以及关键矿产出口管制等工具，强化自身的制度安全与供应链安全，并在动力电池、功率器件、汽车芯片等领域推进本土替代和自主可控。

结果是：全球汽车产业链正在被推向“双轨化 多集团化”的新格局。

首先，是双轨供应链（Two-track Supply Chains）：

一条服务中国市场——依托宁德时代、比亚迪、地平线等本土伙伴，形成完整的新能源与智能化生态；

另一条服务北美与欧洲——更多依赖日韩及美欧供应体系，以满足IRA、FEOC与欧盟本地化规则。

其次是供应链集团化（Bloc-ification）：全球供应链不再由效率优化决定，而是按地缘政治集团被重新划分：

1）“美—欧—日韩”形成一个政策与供应链协同的集团；

2）“中国—东盟—中东—拉美”逐渐形成另一个以产业能力为核心的集团；

3）新兴经济体则在两者之间进行策略性的“平衡与选择”。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向：从全球统一供应链向区域化（Region-for-Region）与集团化（Bloc-based）并行演化。也就是说：区域化解决“靠近市场、规避壁垒”；集团化应对“政治阵营的深度分裂”。全球汽车产业正在进入“多集团并行”的供应链时代。这将是未来十年最深刻、也最具有长期影响的结构性变化。

供应链战略升级：本地化与多元化

在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之下，“全球供应链”正在逐步演变为“区域供应链”（Region for Region）。越来越多的车企选择在主要市场周边建厂布局，既贴近消费者，也规避潜在的贸易壁垒。

宁德时代在欧洲布局图林根与匈牙利两大基地，成为中国电池产业全球化的关键支点；比亚迪在泰国开建年产15万辆整车工厂，并在印尼投资超13亿美元打造“镍—电池—车”一体化项目。

图片来源：宁德时代

与此同时，日韩车企与美国、加拿大等市场友岸国家合作加深，以强化供应链安全。例如LG与通用计划在美国建造大型电池工厂，三星SDI与斯特兰蒂斯在加拿大有投资项目。这些布局被视为应对地缘风险、对接当地补贴政策的“友岸外包”策略。

地缘政治因素正在将“供应链安全”从后台议题推向前台，成为新的竞争壁垒。欧盟在其拟议的《关键原材料法案》中设定了到2030年的目标：战略原材料年消费中至少有40%在欧盟内部进行加工，同时回收能力占比至少15%。美国IRA也强调关键矿产“友岸来源”比例提升。

这些制度性改革展示出：全球供应链正在由“效率逻辑”转向“安全逻辑”。对于汽车产业而言，谁能构建起具韧性、可重构、并具备地缘合规能力的供应链网络，谁就更可能掌握未来的竞争主动。

中国的角色：从成本中心到韧性中心

对中国汽车产业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挑战在于：海外投资面临政治与社会阻力，关键技术与资源链条受到外部限制。

机会更在于：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与供应体系，具备在全球构建“多极供应链”的能力。宁德时代正布局欧、美、亚“三极”体系，比亚迪、奇瑞、吉利也在通过建厂、合作、投资建立“本地化生产 全球响应”的新网络。

中国车企和供应链企业也在从“成本导向”积极迈向“韧性导向”，从“制造链”迈向“安全链 价值链”的双重管理。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汽车市场，且正在成为全球产业安全与新秩序的重要支点。

全球汽车的再平衡

可以看到，全球汽车产业已进入一个全新的竞争格局：电动化与智能化是技术驱动力；地缘政治与供应链安全是现实挑战；而“上海—硅谷—慕尼黑”的三角博弈，正在定义未来十年的战略秩序。这不仅是地理中心的变化，更是规则、速度与生态的三重重塑。对中国而言，这场重塑意味着：从“最大单一市场”迈向“核心力量中心”的历史性跨越。

这里是《晓莺说 · Tina’s Talk》。

下一期，我们来聊聊《从最大市场到全球新链主——中国汽车产业跃迁的底层逻辑》。